發牌風波如牛渚燃犀 林煥光切勿輕易言退

免費電視發牌風波，並未因為立法會否決引用特權法向政府索取文件的決議案而平息，特首梁振英、行政會議與政府繼續為此付出代價。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前天公開要求梁振英盡快就發牌過程「深切檢討」，更是一石激起千重浪，梁振英固然備受壓力，林煥光因為在此事取態搖擺，陷身各方不討好的處境。不過，就發牌風波檢視行會成員，林煥光的表現仍然較接近民情，在政事蜩螗、歪風瀰漫的情况下，期望有更多類似林煥光的人在體制內發聲，適時示警，盡量減少政策乖戾和惡法的出現。所以，林煥光切勿輕易言退。

林煥光促檢討發牌過程
於法無違於理無不合  

林煥光就發牌風波，較早前有所謂「特首決定論」、「茶餐廳論」、「由法庭處理最合適」等說法，到前日的「特首應盡快深切檢討發牌過程」，反映他對發牌決定有意見，但是向公衆解說時顯得反覆。「深切檢討論」被建制陣營解讀為對梁振英施壓，有違政治倫理；就公衆接收的信息而言，林煥光歷次說法確有搖擺反覆，因而說服力大打折扣。政治上，林煥光要為此付出代價。不過，在立會否決了決議案之後，他提出梁振英應該深切檢討發牌過程，使整個施政團隊都能汲取教訓，反映他仍想盡力亡羊補牢，而就法理而言，「深切檢討論」並無不妥。

首先，發牌決定掀起軒然大波，林煥光提出特首檢討發牌過程，以總結經驗教訓，勿再重蹈覆轍，身為行會召集人，這是應有之義；設若林煥光對這樁衝擊行會公信力的大事，以水過不留痕心態看待，反而有未盡職之嫌。

林煥光的深切檢討論，並非行會議程和討論事項，不涉及保密問題。梁振英當年擔任行會召集人時，在報章撰文經常提出與政府不同的觀點，備受曾蔭權班子中人批評，曾蔭權更一度暗諷他「抽水」；梁振英當時回應說行會成員要保密和集體負責，但是也有責任參與社會問題討論。若以此量度林煥光提出檢討發牌過程，應該符合梁振英所說的情况。所以，深切檢討論就相關規定而言，看不到有何不妥之處。

於法既無不合，從體制內外5種情况，更有深切檢討發牌過程於之必要。（1）行會的發牌決定，在社會公衆之間引起廣泛迴響，多個民調結果都顯示主流民意對決定不滿；（2）即使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歸隊暫解梁振英政府危機，但是他們在辯論發言時，對發牌情况不乏批評，只是以捍衛保密制和行政主導之名，才否決了議案；（3）通訊局在立會否決議案之後，發表聲明，逐點反駁政府和坊間引述所謂「權威消息人士」的說法；（4）絕大多數行會成員在此議題隱形，不參與討論和捍衛行會的決定，林煥光的表現，折射出行會成員對發牌有不同意見；（5）官員方面，除了主管此事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基於職責所在，要公開解說以外，律政司長袁國強則只談程序公義，至於財政司長曾俊華以「特首是老闆論」回應，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則避談此事。官員的冷然取態，在這類引發社會激烈抗爭的事件，極其罕見。

就上述5種情况，發牌事件都有檢討的必要，否則梁班子日後作決策時，在審視民意、看待專業意見（例如通訊局等組織）方面，行會成員與官員若不能認知問題所在，則在發表意見的分寸拿揑等等範疇，都難保不再重蹈覆轍。

梁振英對林煥光的深切檢討論，回以發牌過程符合制度、法例及程序公義的要求，梁振英這個說法，等於表示毋須檢討。所以，林煥光的訴求，相信會落空了。另外，由於林煥光在發牌風波的搖擺反覆，使他在這個議題上宛如豬八戒照鏡，兩面不是人；而一些左派輿論，繼較早前批評他在政改問題的倡議（主張改變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取消功能組別和立法會直選的比例代表制，實行單議席單票選舉），今次更提出陰謀論，喑指他是「某種勢力」的卧底，「向梁振英發動政治的近身攻擊」，大有要把林煥光逼退之意。

梁振英要容得下批評
讓林煥光續發揮作用

梁班子拉雜成軍，除了部分局長的能力不敢恭維，行會成員使人信服的人才也不多，林煥光在港英時期和回歸後的表現，獲得普遍肯定，若梁班子少了他，行會當然仍然可以開會議事，但是整體質素將會受到影響，梁班子當日組班已經不順利，現在的零星落索情况，更難招引能人幹才效力。

所以，梁振英首要需展示胸襟，容得下要他深切檢討的林煥光；另外，林煥光在目前的情况，應抱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心態，繼續在行會的崗位上發揮作用，切勿輕言退。因為以目前行會的組合，以所知部分行會成員的行事作風，少了林煥光，決策的合理性更難以使人有信心。政治上，香港正處於回歸以來最艱難的時刻，政府管治威信低落，政改未正式諮詢，各方已經尖銳對立，需要更多對香港有承擔的人出謀劃策，林煥光這樣的人才肯定可以發揮作用。於此關鍵時刻，愛護香港的人不應該金盆洗手而去。